回首这一生，我一生都在漂泊，但从未忘记战斗。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

　　在我年幼时期的记忆中，爷爷总是晨出暮归，着一身七尺清袍，冠一顶红缨穗帽。家丁每每弯腰颔首、低眉轻唤他一声：“老爷”。我都忍不住藏匿在雕花门扇，用弹崩子射击他们的后背，好像我这一蹦子，便能打破这一成不变的、死气沉沉的规矩。

　　幼年，我的乐趣大多从百草园中寻觅。

　　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

　　我从长妈妈嘴里，听到最多的话也是：迅哥儿，快回家吃饭了——

　　六岁

　　爷爷与绍兴城里的名师寿镜吾交好，便叨唠寿先生收了我做学生。那是个阴雨天，青烟笼罩着整个绍兴城，昏沉沉的苍穹中仿佛藏着巨妖。

　　家丁们四处唤我，最终爷爷从一座半人高的流彩搪瓷瓶后将我拖拽出来，领于寿镜吾老先生前。爷爷一个眼神，家丁们赶紧低腰上前，将我紧捏在手心中的弹崩子掰走，塞了一本《鉴略》夹在手缝间。

　　七岁

　　我便自读《鉴略》，但文字深奥，颇难理解，我便只能死记硬背，寥寥猜着是与历史相关。淌淌历史长河，我亦不知史书记载的是开端还是结束......也是这一次，我真正的踏出了这生长十二载的八方天地，跨出了家中的三尺门槛。

　　与先生学习古籍，我受益颇多，我想这应该是文人子弟该走的路子吧。

　　十二岁，世道正行科考。

　　家族中好几个青年，包括父亲在内都要参加，爷爷得知主考官是旧识，便动了歪脑筋，没成想事情败露，爷爷以冠行贿主考官、扰乱科考秩序之名，被光绪帝判了死刑缓期执行。

　　家族受牵，第一次，我搬离了家。

　　我搬离了那个生长十二载的家，搬离了那个有着蝉鸣与桑葚树的家。我会经常回去看望一蹶不振的父亲，看他惶惶度日，借酒消愁的放浪形骸，看他的面容在燃烧的袅袅白烟中，愈发凹陷，眼睛像两只黑色的大窟窿......

　　周家院前萧索凄凉，落败景象肉眼可见。再踏着秋季满地的枯叶，返回至阴阳怪气的亲戚家，听他们从口中轻蔑的呼出“乞食者”。

　　最后一次去看望父亲，他以因患肺结核全身浮肿，满目疮痍，咳嗽吐血，15岁那年，我目送走父亲丑陋的尸体。

　　我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

　　为求学进修，第二次，我搬离了家。

　　我搬离了那个看不到希望的国家，孤身一人，远渡日本。本想走的潇洒，意气奋发，但母亲的牵挂让我的行囊入坠千斤。在日本，我时常想起绍兴城的烟雨薄舟，炊烟袅袅的集市早摊，及沾染故乡气息的黄酒......单这个全新的世界，让我忘记片刻的乡愁。

　　我行走在整洁的街道，抬眼去看那些头戴礼帽、手捏纱扇的妇女，从她们挽着的“黑礼服”口中，我能听到有关于我的消息：他的长辫子，真像个猪尾巴！

　　几千年的陈旧传统，要求国人年冠男子必须蓄发。在这个国度，我们像是外来物种，如何也融不进来，欺凌和侮辱，让中国人已然麻木——这种老旧思想，是时候革新了，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晌午，我以断发踏上了革命的第一步。

　　我剪断了自己的长辫，毫不犹豫。特意找了个相馆，摄了张照片，挥毫泼墨，洋洋洒洒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但好在当时日本的教学方式还是非常先进，为了让学生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微生物学等知识，老师会在课堂上放映一些相关的影片。如果时间不到的话，就会放一些跟时事或者风景相关的东西。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人群中有中国人跟着狂欢，他们狰狞的笑声像是一波，刺进我的心脏，噗噗声中带出飞溅的血花，我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日本，我终究不应该属于这里。

　　回国后，第三次，我搬去了北平。

　　北平的冬日阳光很刺眼，冰冷的雪层下，覆盖着干枯的尸体，街上空无一人，全部游荡的是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德国人、日本人的枪炮已经架上中国的古老领地。清朝哆嗦着，像极了冰天雪地中窝嗦的受惊野兔。

　　我嘶哑的喉咙，是多么想在这个时候发出声响！

　　我周围聚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他们随着我残破的嗓音，奋力吼出“民族兴旺，匹夫有责”的调子。这合力铿锵的声音，令我为之一振。纵使微茫，它们也是黑沉沉的夜里，一线犀利的光。

　　一九一二年，辛亥革命爆发。

　　我们终日为这革命事业奔走，毫无畏惧地揭露批判段祺瑞的黑暗统治，后遭到了段祺瑞执和学校的残酷镇压。“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我们被深深震撼：当局者竟会竟会这样地凶残，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这一次的流血，让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所走的是怎样一条正确又危机重重的道路。

　　中国人，该被唤醒了！

　　我顾不得敌人的枪口就在眼前，又一次，站出来发声：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我终日奋笔疾书，以笔杆为利枪，以浓墨为重弹，以新兴的思想去撕破黑暗，只想唤醒沉睡的中国人！

　　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四月辞职，九月出广东，一直住在上海。

　　辗转多年，第四次，我搬去了上海。

　　我终日在“新”与“旧”当中徘徊。害怕闭眼，是万象呈新、处处昌盛的新时代；而睁眼，又处在大写“吃人”两字的旧社会。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我在疲惫中度过了一个有一个难熬的夜晚，一九三六年，终于在恍恍晨曦中，合上了双眼......远处，仿佛有人在对我低喃：人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流浪。

　　回首这一生，我一生都在漂泊，遗憾的就是没有选择：金帅搬家。